梁振英或現屆政府的問題，並非是個人操守般簡單，而是他們透過公權力摧毀了一些既有的倫理規範，而我們曾經相信政府會透過自我約制去遵守這些規範，如今卻灰飛煙滅。
文 / 沈偉男（香港基督徒學會社關幹事）
自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後，七一遊行的上街人數成為了社會探熱針。今年民陣公佈遊行人數是四十萬人，是2004年後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遊行。儘管輿論質疑大會統計數字的可信性，但當日把街道擠擁得水洩不通的人群，無論如何已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管治的不滿。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竟然連續三年遊行出現以數十萬計的市民，可見社會怨氣早已達臨界點。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施政困難重重，不少學者把問題歸於政制發展步伐緩慢，政府並非由民主選舉產生，以及缺乏管治的合法性 (legitimacy)。因此，當管治出現問題時，市民對政府便難有耐性。去年，梁振英成為新任行政長官，他在處理自己的僭建醜聞時大玩「語言偽術」，面對質詢時以語言技巧迴避問題，把問題帶到「花棚」和「花槽」之別；同時他在競選期間許下的競選承諾，至今大部分都沒有兌現。梁振英被譏為「大話特首」，政府連串醜聞亦令人擔心香港核心價值是否正在崩潰。
市民對於政治人物的誠信具有一定要求，這不僅是一種道德要求，而是誠信本來是維繫社會制度的重要元素。一個城市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也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能推動人民之間的合作。
有說，政治本來充滿詭辯，梁振英的語言偽術並不足為奇。更有人拿當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面對性醜聞時的表現作比較，覺得梁振英掩飾僭建的謊言並不過分。可是，現時特區政府的誠信危機，豈是一兩句謊言那麼簡單？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法褔山 (Francis Fukuyama) 曾就信任 (trust) 一詞如此說：「所謂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之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現時特區政府的問題，不限於個別的官員出現誠信問題，而是他們改變了一些管治上的規範與標準。
政府失信於民，對於管治的影響立竿見影。市民對政府信任全失，官員推動任何政策都遇上更大阻力。去年反國教運動期間，政府面對撤回國民教育課程的訴求，提出具體讓步，包括取消三年開展期、由學校自決是否開科、學科不用獨立成科等，變相滿足民間對撤回科目的要求。可是，不少人對於政府是否真讓步仍然存有疑問，擔心政府再玩語言偽術，以至最後反國教大聯盟宣佈結束行動時引起部分參與者不滿，認為這會中了政府的詭計。可見，政府他日面對其他爭議，就算政府作出真讓步，也不會再有市民相信。今日的語言偽術，換來了自絕於群眾。
近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則是另一個顯例。政府雖然提出不同的賠償及搬遷方案，但都不獲受影響的居民接受。這除了因為居民本來只希望原村保留，不接受任何賠償方案，也緣於前車可鑑，政府的賠償或搬遷方案根本就不能盡信。2010年政府為了開展廣深港高鐵工程，迫菜園村村民遷出，但承諾協助村民重建新村。可是三年後的今日，菜園新村的路權問題仍未解決，興建新村遙遙無期，而政府則過橋抽板，擺出一副中立的態度拒絕處理路權問題，更訛稱已經在協助菜園村民搬遷一事中「幫了很多」。新界東北的村民看到，還怎會相信陳茂波和林鄭月娥的說話？
因此，政府現時施政困難，幾近癱瘓，除了緣於先天性的缺陷（只由689人選出行政長官，毫無正當性），亦因為市民對政府信任全失，把政府與謊言劃上等號，自然把政府拒諸門外。且看近期政府不斷游說地區擴建垃圾堆填區卻碰得滿鼻子灰，便可見政府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其低落。
現時特區政府的問題，遠大於個別官員的失信。自去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揭發涉嫌以權謀私，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在任內的酬酢開支大幅上升，都令港人疑慮廉潔奉公的官僚體制是否正在崩解。誠如上文所述，信任是一種合作行為的期待，我們對社會不同身分和地位的人都會抱有一種合理期望，而期望背後是代表著某種價值觀。例如，我們相信政府就算帶有政治意圖，都不會違反程序公義，不會繞過既有的立法程序。又例如我們相信香港官員施政乏善足陳，也至少不會貪贓枉法。就算違反，我們的法治制度也足夠制衡這些行為。
這些我們所相信的規範，向來是社會穩定的關鍵。然而，這些我們原來相信的價值觀，隨著政府接連的醜聞分崩離析。連串醜聞不只在打擊政府威信，還在摧毀我們原本對社會的想像。較明顯的例子是政府當年為了阻止民主派再次以辭職補選進行「變相公投」，提出立法會議席遞補機制，為了完成政治任務，竟然改變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甚至以「輸者替補」這不合邏輯的方式進行替補，更不設諮詢期。最終在巨大民意反彈下政府改變政策，保留了補選，但政府無視常識及程序公義的表現，再一次賠上了公信力。去年，政府在處理長者生活津貼一事，竟破天荒突然更改會議議程，在議員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了具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撥款，則是另一個破壞程序公義的顯例。對比以往的政府，就算是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也不會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硬闖立法會，也不會突然改變議程把具爭議性議題付諸舉手表決。
舊有的、我們所相信的制度，隨著政府一次又一次「打茅波」而徹底瓦解。政府賠上的不只是個別官員的威信，還有是把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契約撕毀。這契約並非指真實的合約或法律條文，而是指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倫理規範。我們以為政府怎樣也會尊重程序公義，今日卻如夢初醒般發現，政府作為一個權力機器，是可以隨時任意妄為的。我們以往對政府的合理期望，已變得毫無意義。
因此，梁振英或現屆政府的問題，並非是個人操守般簡單，而是他們透過公權力摧毀了一些既有的倫理規範，而我們曾經相信政府會透過自我約制去遵守這些規範，如今卻灰飛煙滅。
近日廣東江門的反核示威 (2013.7.12) 中，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反映出契約撕毀時的社會面貌。江門市政府面對反對聲音，雖然答應終止核電廠計劃，但群眾仍不願意散去，認為政府的說話不能盡信。最終，市政府官員要親自走到群眾中間，拿出「紅字批文」，群眾才願意接受離去。這一事例，便反映出當契約被撕毀時，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存有基本的倫理規範，認為政府會隨意出爾反爾。試問這樣的政府，怎能有效統治？
原本一個並非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已毫無公信力，那麼現在管治還可靠甚麼維繫？近年，政府大力投放資源宣傳《基本法》，或多或少反映了政府已意識到契約撕裂的危機，於是大力向公眾宣稱《基本法》是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契約。但這類宣傳的實際效果如何，公眾心知肚明。
政府要挽回現時的管治危機，重新建立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信任，已經別無他法。要處理危機，最簡單是盡快落實雙普選，從制度上的民主出發，把政府還給人民，透過民主制度使政府與市民重新立約。不然，政府施政不單會日漸艱難，市民亦會因社會的失序而產生更大的不安，屆時候才面對問題，只怕已經太遲。
參考書籍
Fukuyama, Francis.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