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龔立人為《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一書所撰寫的序言
可能受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對公共論域的影響，理性成為參與討論者應要有的基本要求和素質。我肯定理性的重要性，而事實上，只講感受的討論可能只會淪為各說各話，分歧不但沒有因討論而縮窄，甚至最後的共識可能只是感情用事。話雖如此，但在很多強調理性討論的活動中，我卻深深感受到一種「非人」的理性討論。即討論各方看不見對方是一個有感情和有故事的人；相反，對方只是一個論點，說話者是一個「非人」。所以，參與討論的各方都盡力找出對方的錯誤和不足，以最嚴格的邏輯要求和語言挑戰對方，並以勝出這次討論而感自豪。在討論過程中，各方沒有興趣去認識對方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也沒有興趣與對方建立信任關係和欣賞。縱使有可能從討論中認識對方，但對對方的認識大都已轉化為一種資料，作為對對方的攻擊和自我防範之用。討論最後的結果應是經由討論後而得出一個更理想的論述。但現實並不如此，當在只追求你贏我輸的態度下，更理想的論述只是一種討價還價的共識。
基於此，我不太願意參與公共論域的討論。一方面，我不願意被人約化為一個論點。例如，在有關同性戀的議題上，我只簡單地被約化為支持同性戀。另一方面，我也不願意在討論過程中，無意地陷入以約化思維看待其他參與者。相反，我認為真正的公共論域是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家庭、市集、茶樓等發生，而不是在立法會、不同種類的委員會和公開座談會等產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談話可以訴諸理性，但不止於此。故事、感受、表情、閒話、氣氛等等都成為對談重要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沒有議程，也沒有程序，但卻可以很隨然、自由（不是沒有效率）地交談和討論。在日常生活中，私人與公共結合了，沒有人為地將私人與公共分割。在日常生活中，對話的各方是人，而不是論點。或許，有人認為日常生活的討論是有其限制，不適用於公共事務，但問題是，沒有日常生活談話的公共論域只是一個偽公共，因為它脫離真正公共的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對方不是一個論點，反而是一個故事，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這些故事往往成為我們認識對方和自己的基礎，甚至是生命的靈光。在日常生活中，不是理性帶我們進入溝通，反而是故事、認識和信任。日常生活要求我們要看對方為人彼此看待、以信任與對方接觸，並用心聆聽和交談。
因此，我與秉祥兄以對話形式討論同性戀議題，應是華人教會出版界第一次的嘗試，也是我的信念踐行。文章的寫作風格和形式皆以論文形式，其中彼此的提問和對話也很嚴謹。然而，在寫作過程中，我感受到與我談話的是一個人，不是一個觀點或一套學說。我有這樣的感覺，不但因為我認識秉祥兄這個人，更因為我們願意去聆聽，甚至修正自己的觀點。雖然我們算不上是深交，甚至曾在2005年有「筆戰」，但我們沒有將對方約化，反而數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們真誠地交流了。所以，當秉祥兄提出這寫作計劃時，我立即贊成。對話的目的是交流，而不是為要決定誰勝誰負。這一切之可以發生，不是我們有甚麼君子協定，而是我們看對方是一個人。奈何工作繁重，未能在日常生活其他環節與秉祥兄有更多接觸與認識。
編按：原文載於《基道文字》第五十八期 (2013.7)，2-3。
作者介紹：龔立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優質生命教育中心主任。主要教授的課程包括基督教倫理、系統神學、宗教與社會、新興宗教、生死學。近著有《不正常信仰》、《是與非以外──基督教的倫理想像》、《回歸生命的本源──生命教育初探》等。目前正進行有關基督教倫理、公共神學、生命教育等主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