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種在自由經濟體制裡，強調個人努力，並相信社會不斷流動的神話已經幻滅。社會流動向下調，當一些人的得益變成損害了別人的利益時，社群要求的倫理就不只是個人的努力，當中不能迴避社會權力的分配。在此情況下，「佔領中環」作為抗拒社會權力壟斷的行動，發生只是遲早的事。
文 / 陳家偉（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執委）
在長達四十日的貨櫃工人罷工中，內地的朋友數次問我罷工跟來年的「佔領中環」行動會有關連嗎？我的回應都是：「為何會沒有關連？」我說大多數港人都不太了解貨櫃碼頭的運作，更不理解貨櫃工人的艱辛。香港的中產階層也未必支持罷工。因此，說香港市民支持工人的罷工，倒不如說他們借此來表達對少數地產財團壟斷香港大部分財富的不滿。
這種不滿已經不只醞釀在低下階層，亦已在中產階層中發酵。貨櫃工人罷工不久，就收到超過百萬元港幣的捐款。捐款明顯不只是來自工人階層，更來自中產階層。「李嘉誠」在此變成整體地產霸權的一個標記 (icon)。最近，一個民間團體表達香港的貧窮問題，抗議地點不是在政府總部，而是在長江中心，表明了在這個團體的眼中，真正使香港人貧窮的是地產霸權。
「佔領中環」這行動表達著香港現有三個層面的張力：政制不民主、經濟財富被少數財團壟斷，以及文化上中港矛盾引發的本土意識。陳健民教授將政治和經濟的張力總括地說，「佔領中環」行動就是要打破權力的壟斷，不管來自政制及經濟體制，簡單一句，就是抗拒官商勾結的霸權。這種官商勾結的霸權表現在政制上，是香港人沒法透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自己的政府，無法透過代議政制，使香港人管理香港的事務。一言蔽之，香港事，香港人無權管。在經濟上，就出現少數地產財團鯨吞及壟斷香港大部分財富。
「李嘉誠」在今天的香港市民心中，已經成為地產霸權的標記，這標記代表著貪婪、巧取豪奪、不擇手段及不理會市民生死的商業行為。難怪羅國輝神父形容李嘉誠比鬼更恐怖。難聽一點，地產商就是「吸血鬼」，吸盡香港市民的血汗財富。前年，一對分別是律師及醫生的年輕夫婦，致電電台向當時的特首曾蔭權投訴，即使他們二人都是專業人士，他們的收入也無法負擔市區的樓價。這引起當時極大的爭論。不管大家怎樣評價這對年輕的專業夫婦，但這些社會少數成功精英的處境，正是控訴地產財團對香港財富的鯨吞及壟斷。
地產霸權不單令低下階層安居無望，不少貧窮家庭更居住在狹窄、危險及衛生環境惡劣的「劏房」。樓價高企亦帶動物價上升，令基層生活困苦。至於中產階層，他們是社會的「夾心層」，既無法入住公共房屋，大部分財富被逼放在住樓上，令他們的生活質素不斷下降，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不斷攀升。難怪香港市民熱烈支持貨櫃工人的罷工，因為工人直接挑戰「李嘉誠」的集團，挑戰貪婪財團的標誌性人物，為他們出一口氣。
「李嘉誠」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本是一個十分正面的標記，他一直被視為香港成功的神話。上世紀九十年代，亞洲電視電視劇《我來自潮州》，深刻地描繪包括李嘉誠等人，如何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刻苦勤儉工作，抓緊機會到最後成功發跡。電視台還找來台灣閩南民歌《愛拼才會贏》，作為電視劇主題曲的舊曲新詞。結果電視劇及兩首歌曲都大受歡迎。當時大家都相信只要人肯努力工作，人生就有希望。
「李嘉誠」就是這種人生態度的代表。香港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他們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李嘉誠的經驗，在個人的奮鬥故事中，不斷有肯定「愛拼才會贏」的經驗。在這種成長的經驗中，「李嘉誠」就成為這代人的代表。
這種強調個人奮鬥而成功的經驗，也間接肯定了社會的開放及社會向上流動的美景。在回歸以前，每年出版的《香港年鑑》的首頁，都是同一樣的描述：「香港是一個貧窮的漁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香港人胼手胝足，將香港從一個輕工業的城市進而變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轉運的港口。」
但是，學者從香港人口調查的數字發現，從1976年開始，香港的社會流動已經慢慢從向上流動，轉向向下流動。香港政府有關社會開放及流動的神話慢慢被打破。但是，在強調個人努力的氛圍下，富有是被看為個人努力的成果，是值得別人學習的。因此，「李嘉誠」現象成為香港成功的神話。
這種香港成功的神話強調的社會倫理就是個人的努力，個人的命運是掌握在個人的手中，個人的成功失敗全是個人的事，與人無尤。個人的賺錢及積聚財富是個人的事情，沒有需要，亦沒有責任去照顧別人或社群的需要。在這裡，沒有社群的倫理，只有個人的問責。好像所有的社會問題，包括貧窮，都變成個人努力及個人成敗的問題。
這種強調個人成功是個人努力的成果，其實只發生在社會開放及社會不斷向上流動的背景裡。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即使財富分配不均，但當經濟增長時，大家仍然得到一定利益，這形成社會不斷向上流動。但當財富分配不均達至一定的嚴重程度，經濟增長便不能確保大家都得益，反而經濟增長帶動物價上升，很多人的財富不增反減，這就形成社會流動下調的原因。
換句話說，過去大家在經濟增長這大餅裡，雖然分配不均，但仍有所得。因此，一些人在經濟增長的得益中，並不威脅別人的利益，而只是看誰可以拿到更多。今天卻不如此，經濟增長的分配已是「零和遊戲」，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就受損害。在此情況下，地產財團的賺錢就變成是壓榨香港人的財富，所以不受人批評才怪。
李嘉誠或其他地產財團的創辦人，或許會認為自己是憑努力白手興家，過去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認同，今天也只是繼續自己的事業，為什麼卻招來嚴厲的批評？在貨櫃罷工初期，總承辦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宣稱，貨櫃碼頭天秤的工人，廿四小時工作的日薪由1997年一千六百多元，到今年工人罷工時，跌至只有一千四百多元，這事情是承判商和工人的事情，與他們無關。這反映了他們仍然有著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思維，每個人的前途都在自己手中，在你情我願的情況下，有什麼問題？
個人的成功固然是個人的努力，但誰說別人或社會不用付代價？社會學者常說商家不處理社會成本的問題，經濟學者常說沒有「免費午餐」，問題是誰付賬而已。個人的成功還是有一定的社會成本，只是在社會流動還向上時，大家的利益沒有受到明顯傷害，於是社會成本就少人去質疑。但當社會流動向下調，經濟增長的分配變成是「零和遊戲」，一些人的得益變成損害了別人的利益，這時候社會成本的計算就不能再迴避了。
今天，這種在自由經濟體制裡，強調個人努力，並相信社會不斷流動的神話已經幻滅。在財富壟斷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成果大部分流入少數人手中，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香港越富有，香港的貧窮就越見嚴重。1996年，根據國民平均所得，香港是全球第四最富有的國家/地區。就在這一年，四個學術或社福機構不約而同就香港貧窮發佈研究報告，四個報告得到相約的結論，就是在1996年，他們推算香港當時約有百分之十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約六十萬人。可見貧窮並不發生在香港經濟走下坡的時候，反而是在香港經濟不斷發展的時候。香港的財富和貧窮以正比一同增長。
在社會還在向上流動，大家還在經濟增長中各自得到利益的時候，個人的努力可以成為社會共識中最重要的倫理素質。但今天，社會流動向下調，一些人的得益變成損害了別人的利益，社群要求的倫理就不只是個人的努力。企業也不能只賺錢而不理會當中帶來的社會代價。企業社會責任就在此情況下產生。盡管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了解和實踐有極多的不同，但至少企業社會責任已指出，企業的賺錢不只是個人努力的事情，個人或企業的賺錢是社群的事情，當中是有很多人賠上不同的代價，當中的倫理要求變成是如何減除及歸還這些代價，這是一種社群的倫理，而不再是個人努力的問題。當中不能迴避社會權力的分配。在此情況下，「佔領中環」作為抗拒社會權力壟斷的行動，發生只是遲早的事。